“内特黑勒要跳窗户了。”

我推开了窗户——这座监狱没有铁栅栏——率先跳了出去，跳进了瓢泼大雨中，暴雨的威力压得人几乎抬不起头来，我的脚陷人被雨水浸软的地面几英寸深。窗台高地面很高，我伸出两手扶她滑下来，这好像是一幕私奔的场景。她跌进我的怀中，雨水狂泻到她的脸上，她不停地眨动着眼睛，同时如释重负地轻轻笑起来，说：“哦，我的上帝！”

似乎她是我的新娘，我刚刚抱她迈过门槛一样，我把她轻轻地放到被雨水浸透的地上，她那穿着凉鞋的脚立刻陷入土里，泥浆几乎没过脚踝。

“慢慢走！”我不得不大声喊叫着，好让她能在噼啪的雨滴声与轰隆隆的雷声中听到我的话。

我们正站在旅馆与邻近的那幢木房子之间——这儿没有多少地方，甚至不比一条走廊宽。我走在前头，用手拉着她，勃朗宁手抢插在我的腰带上。我们还没有走出两步远，一个声音在我们身后叫嚷起来；“嗨！”

我回过头，越过阿美的肩膀，看到了雷门，他正从旁边的室外厕所里走出来，一边系着裤子，一边挥舞着警棍向我们冲过来。他那肥胖的身躯穿过雨帘，似乎它不过是一片烟雾，穿着鞋的双脚在松软的地面上踩出一串小坑。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表情阴沉而激愤，如同一只好斗的浣熊。如果是浣熊，它早就嗅到危险逃走了，而雷门却直向我们扑来，速度比任何一个胖子都要快。我把阿美拉到身后，自己向前跨了几步，这时雷门冲进了旅馆与木房子之间的通道，我向他开了枪，子弹从前额射进他甜瓜似的脑袋里，击碎了他的脑壳，鲜血喷涌出来，证明他的确有脑子。他向后跌了下去，倒在毗邻那幢木房子的门口，像一具沉陷在泥沼中的动物尸体，等待着变成化石。

阿美尖叫起来，我粗鲁地用手捂住她的嘴，直到她睁大了眼睛向我点着头，示意我她不会再尖叫了。我放开了她，她浑身打着颤，低声哭泣起来。我站在她身边，可恶的暴风雨仍不断地泻下来，我说：“没有人听到那枪声，在这见鬼的但我必须进旅馆，去对付另外几个家伙！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

“因为雷门失踪的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那些人会出来找他，我不能让他们这么做。”

“你打算杀掉他们？”

“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不会送命。”

我让她留在原地，留在旅馆与那幢木房子之间的过道上，雨点打在她的身上，她捂住嘴，转身背对着雷门那恐怖的尸体。我走进旅馆，那个结实的查莫罗警察打量着我，我用手枪指住他一侧的脑袋，这个姿势不但能吓昏绝大多数男人，而且还能有效地射杀他。

但这个狗杂种没理睬我，反而伸手到桌子上去取警棍。

我把一颗子弹从他的耳朵里射了进去，他的动作停下来，瘫倒在藤椅里，椅子被他压得嘎吱嘎吱直响。

现在，他知道如何去玩芝加哥扑克了。

门厅隔壁的那个房间门开了，那个查莫罗办事员探出了长满胡子的脸，他的眼睛一瞬间瞪圆了。

“他不明白真正的警察应该有枪，”我一边对那个办事员说着，一边走到登记台前，从墙上把电话线扯断“是让我杀了你，还是把你捆在这里，或者做些别的什么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，然后一下子缩回到他的房间里，关上了门。

于是我又冲进雨里，九毫米口径的手枪插回腰间。阿美从旅馆与那幢房屋之间的过道向我迎来，我用一只手臂揽住她的腰，我们一起沿着木板人行道向前跑。四周没有人影，旁边那条未铺柏油的街道变成了一片泥沼，没有人能通得过。街道对面的一座破败的小酒吧里，传来了留声机里播放的道森兄弟的歌曲迷失在雾中；一群查莫罗孩子正在跳舞，男孩与女孩彼此拥抱，随着歌曲的节奏左右摇摆着，完全没有理会外面断断续续的雨声。

我们跑完了木板人行道，脚下的草地像胶水一样粘稠，但我们继续向前移动着，跟踉跄跄地，却从未跌倒过。透过重重雨幕，我们瞥见了那座混凝土建造的监狱，起初，它在倾盆大雨中岿然不动；然后，它的铁皮屋顶开始在风中不停地掀动着、摇晃着；最后，一阵疾风将屋顶铁皮掀了下来，飘过我们前面的小路，落在货栈的木屋前面。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个惊异的眼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继续向前走，沿途经过了那位独自矗立在公园棕榈树间的制糖业老兄。

我们走到了码头区，泥泞的双脚下面又出现了木板人行道，环绕在身边的二层建筑楼群缓解了暴风的威力，虽然我们逆着风向前走，但已不像方才那样吃力了。我们的衣服被雨水淋湿，变得沉甸甸的；我们的头发滴着水，贴在了头皮上。前面的那个街区就是戈瑞潘海港的混凝土码头，我们来早了，也许早了五分钟，也许早了十分钟。暴风雨会阻碍约翰逊的行动吗？它会使他无法前来接应吗？我是否会像上次一样，又送掉另一个人的性命？

这些问题纠缠在我脑海里还没有理出个头绪，厄运又来敲门了。

当我们经过码头区“哈那马其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