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生父母，亦断然不能恝（ji á）置。首相韩琦尝奏称：“礼不忘本，濮王德盛位隆，理合尊礼，请下有司议定名称！”当由英宗批答，俟大祥后再议。知谏院司马光即援史评驳，谓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后，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，光武帝上继元帝，亦不追尊钜鹿、南顿君，这是万世常法，可为今鉴。”及治平二年，诏礼官与待制以上，谨议崇奉濮王典礼。各大臣莫敢先发，惟司马光奋笔立议，略言“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得顾私亲，应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例，垂为常典”云云。于是翰林学士王珪等即据司马光手稿，略行增改，随即上奏。其文云：

谨按《仪礼·丧服》，为人后者传曰，何以三年也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，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，妻之父母昆弟，昆弟之子若子，谓皆如亲子也。所后者，即指继父母言。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，何以期？不二斩，特重于大宗，降于小宗也。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，何以大功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。先王制礼，尊无二上，若恭爱之心分于彼，则不得专于此故也。是以秦、汉以来，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，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、后，皆见非当时，取议后世，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。况前代入继者，多宫车晏驾之后，援立之策，或出臣下，非如仁宗皇帝，年龄未衰，深惟宗庙之重，袛承天地之意，于宗室众多之中，简推圣明，授以大业。陛下亲为先帝之子，然后继体承祧（ti ā o），光有天下。濮安懿王，濮王谥安懿。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，顾复之恩，然陛下所以负扆（y i）端冕，富有四海，子子孙孙，万世相承，皆先帝德也。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尊以高官大国，谯国、襄国、仙游，并封太夫人，考之古今，名称最合。谨具议上闻！

议上，韩琦等谓：“珪等所议，未见详定，濮王当称何亲，名与不名，请令珪等覆议！”珪等又议称：“濮王系仁宗兄，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。”欧阳修独加驳斥，援据《丧服大记》，撰成《为后或问》上下二篇，大旨说：“身为人后，应为父母降服，三年为期，惟不没父母原称。这便是服可降，名不可没的意思。若本身父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均无典据，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，亦皆称父为皇考，未尝易称皇伯。至进封大国一层，尤觉与礼未合，请下尚书省，集三省御史台议！”于是廷臣又奉诏议礼，正在彼此斟酌，互相辩难的时候，忽接到太后手谕，诘责执政处事寡断，徒启纷呶。应该责问。英宗乃下诏道：“朕闻廷臣集议不一，权且罢议，现着有司等博求典故，妥议以闻！”既而礼官范镇等又奏称：“汉时称皇考，称帝称皇，立寝庙，序昭穆，均非陛下圣明所当法，宜如前议为是。”侍御史吕诲、范纯仁、监察御史吕大防复主张珪议，力请照行。章凡七上，均不见报，乃共劾韩琦专权导谀，欧阳修首创邪议，曾公亮、赵槩等附会不正，均乞贬黜。这种弹章，呈递进去，当然是不见批答。韩琦等亦上言“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请明诏中外，核定名实。至若立庙京师，干纪乱统等事，均非朝廷本意，应饬臣下不必妄引”等语。英宗正信用韩琦等人，胸中已有成见，不过廷臣互有争端，一时未便下诏。越年，竟由太后手敕中书道：

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，至今未见施行，吾载阅前史，乃知自有故事。濮安懿王、谯国夫人王氏、襄国夫人韩氏、仙游县君任氏，可令皇帝称亲，濮安懿王称皇，王氏、韩氏、任氏并称后，特此手谕！

韩琦等奉到此敕，即转递英宗。英宗即日颁诏，略云：

称亲之礼，谨遵慈训，追崇之典，岂易克当？所有称皇称后诸尊号，朕不敢闻，令内外臣民知之！此诏。

诏既下，又命就濮王茔建园立庙，封濮王子宗朴为濮国公，主奉祠事。所有濮王尊讳，令臣民谨避，濮议遂定。当时盈廷揣测，统说太后一敕，主张追崇，英宗一诏，半安退让，统由中书主谋，借此定议。平心而论，此议不得为谬。吕诲等以论列弹奏，不见听用，缴纳御史敕诰，自称家居待罪。英宗命阁门还敕，不令辞职。诲等又覆奏固辞，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。并无不共戴天之仇，何必出此危词？宋臣虽有气节，究未免市直沽名。英宗览到此语，不免懊恼，因转问韩琦、欧阳修等，琦、修等齐声奏道：“御史等以为理难并立，若臣等有罪，当留御史，黜臣等。”英宗不答。翌日，竟诏徙吕诲知蕲州，范纯仁通判安州，吕大防知休宁县，司马光等上疏，乞留诲等，不报。复请与俱贬，亦不许。侍读吕公著上言：“陛下即位二年，纳谏未著美名，反屡黜言官，如何风示天下？”英宗仍然不从，公著因乞外调，乃出知蔡州。一番大争论，从此罢休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文彦博罢相，出判河南，封潞国公，接应前回。至治平二年，自河南入觐，英宗慰劳有加，且语彦博道：“朕得嗣立，多出卿力。”彦博悚然道：“陛下入继大统，乃先帝意，及皇太后协赞成功，臣何力之有？况陛下即位，臣方在外，韩琦等仰承圣旨，入受遗诏，臣又未尝预闻，今蒙陛下奖及，实不敢当。”英宗徐答道：“卿可谓功成不居了。今暂烦卿西行，不久即当召还呢。”彦